摘要：2023年9月6日，长沙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星星在教室内，被一把从讲台飞来的三角尺击中，三角尺深入颅骨，造成重伤，并被鉴定为九级伤残。
抛掷三角尺的是她的老师，法庭上，对方把这次事故称为“误伤”——在管理课堂秩序时，他试图将三角尺扔向一名吵闹学生，却意外砸中前排的刘星星。去年，这名教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被禁止再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。
这起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改变了刘星星的人生轨迹，也让一家人的生活陷入混乱与停摆。由于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创伤，11岁的刘星星已经离开校园两年多，漫长的恢复期里，她如何理解并消化来自老师的伤害？在特殊的身体状况下，她又该怎样重新融入、适应校园生活？
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一然
视频剪辑|张歆玥
被三角尺砸中的女孩
刘星星的头上有两道伤疤。一道长约4厘米，横在前额，是那把三角尺留下的；另一道更长，沿着头部的弧线延展，是开颅手术的印记。
两年前，2023年9月6日，被讲台上飞来的三角尺砸中的那天，是9岁的刘星星新学期的第三天。母亲郭洋永远记得那天，她在家里剥莲子，准备煲汤，她的两个女儿都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小学上学，大女儿读六年级，小女儿刘星星四年级。她想等女儿们放学、从学校托班回家时，就能喝上热乎的炖汤。但没想到，等来的却是噩梦的开始。
展开剩余90%傍晚六点左右，小女儿还没到家，电话突然响起，是班主任打来的：刘星星妈妈，孩子受伤了。电话那头，班主任解释说，班上一位老师管纪律时，用三角尺拍打讲台，尺子意外反弹，划伤了刘星星的额头，伤口一直在流血，需要马上缝针。
听到孩子伤了头，郭洋一下子慌了神。她叮嘱老师把电话转给医生，再三强调：先别缝针，给孩子开个检查，等自己到了再确定下一步治疗方案。电话挂断，她立刻往医院赶。
郭洋很庆幸自己坚持让医生先做检查，因为女儿的伤远比她想象中严重。十几分钟后，她赶到医院时，女儿正坐在急诊室里，鞋子也被鲜血染红了，神情木木的，看到妈妈也没有反应。郭洋担心女儿吓坏了，安慰她：“崽崽没事，不用怕。”
班主任就站在孩子身边。郭洋还没来得及多问，医生就从CT室匆匆赶来，指着电脑上的片子告诉郭洋，“颅骨已经碎了，颅内疑似有异物，要马上做开颅手术。”郭洋说，女儿从小到大几乎没受过什么伤，连感冒都少。听到“开颅”两个字时，她“腿都吓软了”。
在老家忙生意的星星爸爸得知消息后，当天也开车赶往医院。与班主任通话时，接连提出多个疑问，事发时孩子坐在什么位置？为什么偏偏会“反弹”到第四排？老师是不是用了很大的力？他记得班主任在电话里始终强调是尺子反弹造成的意外。但夫妻俩已无法相信老师的解释，当天，他们选择了报警。
断裂的三角尺。讲述者供图
第二天，星星的信息技术老师，42岁的宋一明主动投案了。星星受伤后，郭洋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。此前她只熟悉孩子的主科老师，对这位只教过一个学期的副科老师毫无印象。她赶到医院时，宋一明也在场。郭洋拍下的视频里，他坐在医生的诊桌旁，看起来有些紧张和无措。
宋一明将这起事件称作一次“误伤”。根据事后他在法庭上的描述：事发当天下午四点多，课后服务期间，他负责管理星星所在班级。教室里喧闹不止，他先后用教鞭敲击讲台、掀翻桌子，并折断一把塑料三角尺，试图震慑学生。
他强调自己不是有意伤害刘星星。当时，他把断裂的三角尺扔向另一名吵闹学生时，意外砸中了坐在前排的她。刘星星当场出血不止，宋一明随即将她送到校医室，因伤势严重，校方最终决定转送医院救治。
后来的伤情鉴定结果显示，星星的头面部软组织裂伤，开放性颅骨骨折伴硬脑膜破裂，颅内出血，颅内异物，脑挫裂伤，伤情构成重伤二级。这起事件当年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，涉事老师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，并被禁止从事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工作。
郭洋始终难以接受这一判决。面对孩子如此严重的伤势，她觉得刑期太轻；而且她表示，孩子的描述与老师的说法存在出入：星星在术后恢复期间曾提到，当时老师曾两次将尺子掷向自己。郭洋因此向校方申请调取监控录像，怀疑老师存在故意伤害的可能。
星星的遭遇也在班级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。星星同桌的家长心有余悸，跟郭洋感慨，“偏一点，可能就是我儿子了。”家委会的微信群里，也有家长声援郭洋，“这件事情如果不是落在刘星星头上，而是落在我们小孩头上，不知道各位作何感想，是否家委会召开一次会议进行讨论，尽一切可能协助星星爸妈处理好这次事故……”
“声援”最终不了了之，郭洋也很快被移出了群聊；教室里曾经安装了三个摄像头，她得到的答复是“数据丢失”，至今没能看到录像。两年来，她一直在申诉、奔波二审，试图还原女儿受伤时的真实情景。那位老师究竟是不是故意伤害？到底打了几下？又怎么能对一个九岁的孩子下如此重手？“关于我孩子受伤的每一个事实、哪怕是一个细节，我都想知道。”
这位母亲也陷入深深地自责。郭洋说，当年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，她不顾家人反对挑选了这所学校，买下学区房，带着女儿从邵阳老家搬到长沙。她无数次想，如果不是当初这个决定，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？
CT显示，星星的颅骨碎裂，颅内有异物。讲述者供图
“我没有调皮”
那把三角尺带来的伤害，让星星接受了长达五个小时的开颅手术，取出颅内异物并植入修补材料。期间，她三次被下达病危通知书，先后挺过颅内大出血和颅内感染的风险，十几天后才从 ICU 转入普通病房。
转入普通病房后的那段日子，刘星星几乎没看过自己的样子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无意间拿起平板，屏幕里映出裹着纱布的头，脸和眼睛肿得厉害，她吓得一愣。拆线那天的冲击更大，头皮上的伤口第一次暴露出来，女孩崩溃大哭，问妈妈，“他（老师）不是只打到了我的额头吗？为什么我头上有这么长的疤？”
郭洋强忍着眼泪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此后，家人照顾她时格外小心。每次星星去洗手间时，身边都有三个人陪同——一人搀扶，另外两人提前站在镜子前挡住，生怕她看到镜中的自己。
一个九岁的孩子，如何理解老师对自己的伤害？这一直是郭洋最担心的事。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她心里有无数疑问想问，可每次话到嘴边，却一句也说不出口。
只有当女儿主动提起受伤的事，她才顺着问一句：“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吗？”
郭洋说，女儿曾告诉她，老师两次用三角尺砸向自己——第一次砸中了自己的书本，第二次才砸到自己，至于原因，她并不清楚。
“你有没有跟同学说话？你当时在干什么？”
“妈妈，我真的没有调皮。”女儿满脸委屈。再多问几句，她的情绪就会变得激动，像是害怕没人相信自己。渐渐地，这个话题成了家里的禁区。
星星在医院度过了漫长的恢复期，先是住院一个多月，之后又花了半年时间往返医院进行康复训练。表面上看，她的头部伤口在慢慢愈合，新长出的黑亮头发几乎遮住了那两道疤痕。但一些看不见的“伤口”，却在这段时间里逐渐显露出来。
出事前的刘星星。讲述者供图
被星星撕坏的衣服。魏芙蓉 摄
家人发现，星星变得越来越易怒。和两岁的弟弟在客厅玩时，弟弟一闹腾，她就嫌“吵死了”，顺手抓起茶几上的东西朝弟弟掷去，所幸没砸中人，却在电视屏幕上留下了一道裂痕。
她的记忆力似乎也在衰退。给小天才手表新设的四位密码，转眼就忘了，“妈妈，为什么我总是记不住事情？”她一气之下，把手表也摔了。
刚开始，郭洋和丈夫还以为是伤口的疼痛，或者心理创伤导致孩子情绪反复。直到去医院检查，医生告诉他们一个残酷的事实：这些表现，很可能是脑部受伤留下的后遗症。根据诊断，星星的脑组织受损，部分功能缺失，波及了掌管情绪调节和语言表达的区域，使她无法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管理情绪。这样的损伤目前只能通过治疗缓解，是难以根除的。
影响远不止此，受伤两个月后，星星还在医院诊断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。
郭洋说，仅仅两年时间，女儿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她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孩子出事前的视频片段，那时的星星爱笑，眼睛圆润明亮，笑起来像两弯月牙。她也喜欢运动，出事前的那个暑假，妈妈给她和姐姐一起报了体能训练班。天气炎热，姐姐试了一天就放弃了，星星却整整坚持了22天。她晒得黝黑，每天把妈妈准备的一升水喝得精光，满身大汗回到家，一躺到沙发上就能睡着。
现在，星星脸上已经很久没有笑容了，她的眼睛总是低垂、无神，眼圈浓重宽阔，像两道抹不去的阴影——那是长期睡眠障碍带来的结果。近两年，星星几乎每晚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。她告诉过妈妈，不是自己不想睡，而是“脑子停不下来”，“静不下来”。
为了让女儿安心入睡，郭洋几乎每晚都躺在她身边。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，郭洋半夜一两点醒来，发现女儿又一个人悄悄坐到了书桌前，拼拼图、练字。
没有人能真正体会，那把三角尺在她心里留下的创伤有多深。星星的情绪像潮水般反复——摔东西、砸门、撕衣服、倒在地上翻滚，有时食欲全无，有时暴饮暴食。甚至，她还开始伤害自己——去年有一次，她说要去洗澡，进浴室后却迟迟不出来。郭洋敲门无应，赶紧找来钥匙打开门，看到女儿正拿着剪刀，手腕上已经划出了血痕。她立刻将孩子送去医院处理伤口。
女儿每一次情绪的崩溃，都会牵动郭洋的神经。她脸上常常有一种深深的疲惫感，今年7月的一天，谈起孩子的经历时，她说着说着便不自觉闭上眼，像短片卡顿般忘了下一句要说什么。她解释，前一晚孩子又情绪失控，撕坏了衣服，她整夜未合眼。
她不敢想，这道伤口未来还会给孩子带来多少挑战。
回不去的校园
一直以来，让郭洋夫妇难以释怀的是，事发后，学校虽然承担了赔偿责任，但直到法院宣判，他们始终没有收到宋一明的道歉，对方家人也从未上门探望。去年一审宣判后，郭洋和涉事老师双双上诉。今年4月，二审维持原判。
这个家庭在星星受伤后几乎陷入停摆。过去，夫妻俩分工明确，孩子爸爸常年在老家经营生意，每周抽空往返长沙照看孩子；郭洋则留在长沙，陪读、操持家务。因为术后孩子身边不能无人陪护，夫妻俩最终决定暂时放下生意，委托他人代管，全力照顾女儿。
这两年里，郭洋频繁在短视频平台更新，发布案件进展和女儿的恢复情况，语气常常激动，说着说着就哭出来。她说自己没有真正能倾诉的地方，心中的愤怒与压抑，只能通过这为数不多的出口宣泄出来。
至于星星，这两年的大部分时间，她都习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受伤后，家里来过不少探访者，她却总是反锁房门。即便面对面坐着，也难以交流——她常常沉默很久，偶尔才用一个字回应，双手因紧张不停抠挠自己。
沟通上的障碍，让她变得越来越封闭、孤单。刚出事时，曾经的玩伴还会来找她，可星星话不多，情绪常低落，孩子们抱怨她“无聊”，渐渐也就不来了。姐姐因为在她情绪失控时挨过她几次打，现在也变得有些畏惧她。
她不爱出门了，对外面的世界提不起兴趣。出门大多是为了看病。
每次郭洋夫妇带她前往医院的路上，总会经过曾经就读的学校。熟悉的校门掠过车窗，穿着校服的孩子们在父母陪伴下进出，郭洋总会下意识偏头，看向后座的女儿。有几次，她看到女儿静静地靠在车窗边，望着窗外的孩子们，眼神发呆，神情沉默。
星星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。魏芙蓉 摄
如何帮助星星重返校园，是两年来让郭洋和丈夫最苦恼的问题之一。一方面，他们渴望她重新回到正常的校园生活；另一方面，又担心这样的尝试会给她带来更大的身心压力。
去年10月，星星曾短暂回到校园。郭洋联系了另一所小学，和老师提前做了沟通，希望在安全方面给予更多照顾——星星可以不参加早操，体育课也暂时免修，而在其他方面，则尽量把她当作普通学生对待。
每天送她上学前，郭洋都会在书包里放一条毛巾——术后医生特别提醒，要防范癫痫发作的风险，毛巾的用途，是在她突然抽搐时防止咬伤舌头。
但对刘星星来说，回到学校，似乎并不只是“重新上课”那么简单。校园环境、社交场合、同伴的目光……可能都在无形中加剧了她的心理负担。那段时间，她失眠加重，情绪更加不稳，说话也开始显得心神恍惚。有次去学校的路上，她甚至产生了幻听：“妈妈，我听到了宋老师的声音。”
郭洋立马带她去看了心理医生。医生告诉她，孩子可能仍处于高度心理应激状态，建议暂缓返校。那次复学仅仅持续了一个多月，刘星星便再次退学。
尽管如此，郭洋夫妻俩没有放弃。为了继续孩子的教育，他们曾向当地教育局求助。她说，相关部门为此组织过一次协调会，建议让星星去社区接受补课。但郭洋觉得那样的环境既缺乏课堂氛围，也不适合孩子目前的状态，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。
最后，他们只能请家教老师上门，每周两次给星星辅导语文、数学和英语，每次一个小时。这些安排带来的学习效果十分有限，只能维持一种“还在学习”的状态。但郭洋觉得，哪怕只能学一点，也总比完全放弃强。
除了基础课程，他们也尽量保留一些兴趣类训练。受伤后，星星很多喜欢的事情都不能继续了，比如篮球之类的对抗性运动，医生明确不建议——一旦磕到头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事故前报的舞蹈、奥数、口才等兴趣班，如今只剩下练字和钢琴还能断断续续坚持。但即便是这些相对安静的活动，对她来说也变得吃力。写字时间稍长，手就会发抖。
事实上，事发后很长一段时间，郭洋始终没敢告诉孩子，她的身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每次孩子哭着抱怨，为什么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时，她总会习惯性安慰：“你已经完全好了，没事了。记忆和计算能力是需要一点时间恢复的，每天慢慢训练就好。”
但今年在北京复诊时，医生的一番话让她改变了想法。如果孩子始终被蒙在鼓里，将来某一刻突然得知真相，打击只会更大，心理上可能难以承受。而且，这场意外带来的后遗症本就需要长期干预和修复，不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她又如何学会自我保护？
“你把她喊进来，现在要告诉她了。”医生对郭洋说。
那天，星星平静地听完了，知道了什么是开颅手术，也知道自己头部植入了一种叫“钛网”的颅骨修补材料。她似乎在消化这些信息，几天后，甚至主动问妈妈：“钛网是什么样子的？它怎么固定住的？”接下来，郭洋会继续用自己的方式，一点点告诉她，那些持续存在的不适感，或许将是她一生都需要去适应的部分。
（文中刘星星，宋一明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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