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 | 钱钱
编辑 | 阿景
IPAM最近挺热闹,刚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(NSF)手里接过五年资助合同,按理说该松口气庆祝,结果所长马克·戈尔斯廷对着媒体直摇头,“钱还是不够,连基本运营都悬。
”这话听着矛盾,直到看见陶哲轩发的联名信,才算明白这哪是单纯的经费问题,分明是美国科研的老底快被掏空了。
从数学圣殿到众筹求生,IPAM三十年风光为何突然难以为继?
2000年IPAM成立那会儿,NSF可是下了血本,一口气砸了750万美元启动资金。
作为NSF钦点的六大科研所之一,它的定位很明确,当数学界的“跨界红娘”。
展开剩余82%把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工程师拉到一张桌子上聊,结果还真聊出了大名堂“压缩感知”技术就是在这儿搞出来的,现在医院CT扫描、手机信号处理都离不开这东西。
鼎盛时期的IPAM有多风光?每年办40多个研讨会,全球顶尖学者挤破头想参加。
年轻学者更把这儿当“学术跳板”,在这儿待过的博士后,回国基本能直接评副教授。
可2023年NSF的新合同下来,大家才发现不对劲,五年总经费看着不少,摊到每年比十年前还少三成,连办公楼水电费都快不够了。
马克所长私下跟朋友吐槽,“以前请个诺奖得主来做报告,机票住宿全包,现在得让人家自掏腰包,还要提前三个月预约。”
这话传到陶哲轩耳朵里,这位菲尔兹奖得主坐不住了。
他在斯坦福当教授时,IPAM没少帮他牵线合作,现在看着老伙计落难,干脆亲自下场。
上个月陶哲轩牵头发了封联名信,120多个院士跟着签名,递给国会的时候加了句实在话,“要是连IPAM都保不住,未来十年美国别想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上领先。”
光写信不够,他还带着学生搞在线筹款,目标200万美元,半个月凑了80万,捐款名单里不少熟面孔有他带过的博士生,还有当年在IPAM蹭过咖啡的中国学者。
当科学家开始为工资发愁,一场看不见的人才外流正在发生
IPAM的困境不是孤例,整个美国科研界这两年都在喊疼。
宾大去年直接撤回了17个研究生offer,理由直白得扎心,“没钱发补助”。
UCLA物理系的老教授理查德更无奈,实验室的液氮预算砍了一半,学生做实验得掐着表用,“以前觉得搞科研是铁饭碗,现在跟临时工似的。”
最让人难受的是青年学者。
35岁的助理教授艾米丽算过一笔账,申请NSF青年基金有年龄线,38岁前必须拿到,不然tenure基本没戏。
为了赶时间,她连续三年没休过暑假,孩子出生那天还在改论文。
“以前听说中国学者压力大,现在看看自己,半斤八两。”这话在年轻学者圈里挺有共鸣。
钱不够,人自然留不住。
纽约大学的LeCun前阵子在推特上放炮,“去年我实验室三个博士后,两个去了德国,一个回了中国。不是不爱美国,是这边连启动经费都要自己找。”
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数据虽然没明说,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,35到45岁的科研骨干,回国率比五年前高了不少,尤其那些手握核心技术的,走得最干脆。
陶哲轩自己也遇到了麻烦。
他带的三个博士生,本来今年能拿夏季工资,现在得推迟到秋天就为了省那点钱。
“本来想让他们安心做研究,后来发现,连安心都是奢望。”
他在筹款直播里说得挺无奈,“以前觉得美国科研体系是块金字招牌,现在看看,漆都快掉光了。”
IPAM这边也在自救。
马克所长带着人跑硅谷,找谷歌、微软拉赞助。
谷歌还算给面子,捐了50万,但有条件以后每年得办一场机器学习专题研讨会。
“以前我们搞学术纯粹看兴趣,现在得看金主脸色。”
老研究员苏珊说得挺实在。
实在不行就缩规模,把办公楼三楼租出去,换回点租金发工资。
前几天刷到IPAM的新公告,说秋季学期的研讨会保住了,虽然从每周三次减到一次。
陶哲轩转发的时候加了句,“这不是胜利,只是暂时没倒下。”
想想也是,美国科研这套体系,七十年来靠“砸钱换创新”,现在钱砸少了,问题全暴露出来。
IPAM这点钱跟军费比起来不算什么,但它就像个体温计,测出了美国科研的真实体温。
要是连“压缩感知”这种改变世界的技术摇篮都得靠众筹活着,那所谓的“科技霸权”,怕是真要打个问号了。
要我说,别光盯着IPAM那点预算,得想想怎么把“让科学家安心搞研究”这句话重新捡起来不然下次倒下的,可能就不只是个研究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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